寻访湘阴崇左公
作者:张泽新
左宗棠于我而言,原只是一个出现在历史书中的古人名字,对其所知甚少。去年九月,我去新疆旅游时参观巴州博物馆,才知作为清末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和战略家的左宗棠,敢于力排众议,不避刀锋剑岭,无惧赴汤蹈火,以69岁高龄“抬棺出征”,誓死收复新疆、捍卫祖国领土完整的英雄壮举,创造了近代中国领土失而复得的奇迹,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骨气,中华民族的硬气,中国军人的霸气,是晚清历史上最扬眉吐气的大事件,是中国抗拒外来侵略历史上最光彩的一页,始觉左公居功至伟,千古一人。于是在去年十一月初,专程前往左公故里——湖南省湘阴县,踏访他的足迹,窥探他的性灵,感受他的崇高。
湘阴是湖湘文化、湖湘文明最重要的发源地之一。我驱车来到湘阴县樟树镇柳庄村,参观左宗棠的故居——柳庄。这里,山势逶迤,绿川万顷,东纳千峰之秀美,西引湘江之灵气。宅院东边山上,左公栽的茶树至今青翠欲滴,宅院西面后山上,左公植的竹林如今仍葱郁苍劲。柳庄院门前,有一口被其称为“天砚”的大水塘,水塘周围绿柳成荫。
柳庄院门两侧,左公写有“参差杨柳,丰阜农庄”的门联,门额匾上是左公题写的“柳庄”二字,笔力遒劲。进院门是晒谷场,从晒谷场向南,穿过隔墙圆门是庭院。院内,是他亲手栽的十二株梅树。庭院南侧,是他读书、写作的魁顶阁楼,名曰“朴存阁”。阁楼大门两侧,挂着他穷困潦倒寄住岳家时写的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宅屋分前后两进:前进的北边由谷仓、杂屋组成,前进的南边由前堂屋及其两边的正房、孔子堂(即私塾)组成;后进的南边由接待客人的后堂屋及其两边的正房组成,后进的北边由两个半四合院组成。柳庄的整个宅屋是砖木燕瓦,具有典型的晚清民居风格。
在柳庄故居一个显眼的门楼两侧,左宗棠题撰了这样一副楹联:“慎交友勤耕读,笃根本去浮华”。短短12个字体现了左宗棠谨慎交友、勤奋耕读、安于寒素、力克浮华的清廉家风思想。这是高度概括的人生体悟,也是左宗棠对子孙后代乃至族人的深深期许和谆谆告诫。客堂大门两侧,挂着左宗棠亲撰的另一副楹联:“立品当如山有岳,持身要比玉无瑕”。既是对自己也是对家人立身做人的严格要求。
左宗棠出自书香门第,祖上七代都是秀才,父亲当了一辈子教师。左宗棠出生在湘阴县今金龙镇新光村左家塅,在此居住到1832年。20岁的他乡试中举后,因生计窘迫,与湘潭县书香门第、官宦富室才女周诒端成婚后,一直寄居在岳家。1843年,31岁的左宗棠用教书薪水的积蓄约900两白银,在柳家冲(今柳庄村)置薄田70亩、山地80亩,亲自设计监工,历时一年建成这座占地4.29亩、有48间房屋的砖木燕瓦住宅,因他挚爱柳树柔韧不折性格而起名“柳庄”。1844年举家从岳家迁回柳庄,居住到1857年,再迁居长沙市司马桥,左宗棠与家人在柳庄居住了13年。
柳庄宅院的布局坐西朝东,与传统民居坐北朝南的习俗大相径庭,让我感到十分纳闷。恰值岳阳市和湘阴县的领导陪同左公的第五代玄孙、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左焕琛参观柳庄,于是我向导游提出了这一疑问。导游介绍说,这与左宗棠一生和“牛”有缘不无关系。据说,1812年11月左宗棠出生的那天晚上,年过八旬的祖母梦见有神人从空中降落在门庭中,自称“我是牵牛星下凡”,祖母从梦中惊醒。这时左宗棠正好出生。这也是为什么后来人们盛传左宗棠为牵牛星下凡的来源。正是这个梦,祖母对这个孙子十分看重,认为他是能够光耀左家门楣的人,一定能够拜相封侯,光宗耀祖。祖父也坚定地认为:是子足昌吾门。左宗棠后来那股倔强霸蛮的“牛劲”,也巧合地应验了“牵牛星降世”的神话。
导游继续介绍道:左宗棠向来肚大,人称“将军肚”“有福”,他偏说是牛肚。相传,在酒泉军营一次饭后,他手捧便便大腹问部下他肚里装的什么?有答“十万甲兵”的,有说“满腹经纶”的,有道“包罗万象”的,而他却说“满肚马绊筋”(湘阴方言,意为牛草)。传说,柳家冲曾被堪定为风水宝地,说是牛头朝东的“仙牛地”。东面的山脊低洼处便是“牛轭”,左宗棠说自己是牛,故将宅院东向,朝指“牛轭”。
入住柳庄之前,左宗棠在湘潭岳家曾经三次赴京科考,不在四平八稳的考题上高谈,偏在朝廷讳议的大事上阔论,纵有识大才者,又岂敢录用?本以为仕途会顺风顺水的他,没想到在第二关会试中就败下阵来。失败后的左宗棠没有像范进一样在科考路上耗尽生命年华,而是遁入山野之间,潜心阅读书籍,与经典为伴,与古人神交。蛰隐柳庄后,他自称“湘上农人”,过起了耕读为生的田园生活。他自信满满,自视甚高,桀骜不驯,自诩为诸葛亮,常以 “今亮”“小亮”自称。在柳庄墨宝轩大门两侧挂着他写的门联:“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以司马迁、司马相如和诸葛亮自励和自比,可见他年轻时的追求和志向。因此,很多人说他狂妄自负。
左宗棠虽身居柳庄,但他的报国大志决定了他不甘平庸,不可能真当隐士。从其夫人周诒端写给他的“书生报国心长在,未应鱼樵了此生”的诗句和他自己写下的诗文“欲效边筹裨庙略,一尊山馆共谁论”足可佐证。他利用蛰居柳庄的时间,崇尚、研读“经世致用”之学,除钻研农桑、舆地,写出《朴存阁农书》之外,还广研天文、地理、军事、历史、时事,通观国事,关注边陲,悉心钻研兵法,谙熟三韬六略,孕育将帅之法。在柳庄的潜居研习,为左宗棠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也许命中注定,左宗棠的才华不可能长久被埋没在山野之中。幸运的是,他的才华引起了一些大人物的注意,著名学者贺长龄、两江总督陶澍及其女婿胡林翼都与左宗棠交情很深。好友胡林翼认为左宗棠横览九州,才智超群,必成大器,因此,多次向陶澍、林则徐、曾国藩等人举荐左宗棠。正是这几个人,成了左宗棠这坛陈年老酒的“开坛人”。
1849年,林则徐告老还乡,途经长沙,指名要见在家耕读的年轻人左宗棠。那时,左宗棠正在研究边疆地理。有人说他不务正业,他却不为所动,认为成大事者不仅要读经典,更要有真本事。得知这一情况后,林则徐在湘江与左宗棠彻夜长谈,把自己任陕甘总督时在新疆整理的资料和地图全送给了左宗棠,并说:“将来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一年后,林则徐病重,临终前一再向咸丰皇帝推荐“绝世奇才”左宗棠。左宗棠就此进入皇帝的视线。
有了强大的人脉资源和贵人的鼎力相助,左宗棠的才华得以充分施展。先当幕僚,后建楚军,然后参与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兴办洋务运动,推动新疆建省,50岁后仕途平步青云,一路开挂,历任闽浙总督、陕甘总督、两江总督、军机大臣,封二等恪靖侯。他一个起点很低,连进士都没考上的草野书生,最终大器晚成,其影响力居晚清“四大中兴名臣”之冠。
这样一个人物出在湘阴,带着湘阴人与生俱来的“霸蛮”,走过洪流河川,越过大漠荒山,在国人心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而湘阴人更会记得他满身荣耀,千古威名,专门在城郊八甲修建了左宗棠文化园。所以,参观完柳庄,我又驱车直奔左宗棠文化园。
一块横置于地的黑石赫然躺在文化园门口,仿如左公出征新疆时的巨大棺材,只见上面雕刻着六个金黄大字:左宗棠文化园。来不及抬头,我被脚边的小世界吸引了,这是一方肃穆的天地,乍一看满眼字画,走到字画尽头以观全貌,才知这就是文化园中有名的年谱大道,大道主轴以“修古斋”领头,用各种石刻工艺雕刻了左宗棠的名句和他一生的大事年表,大道两侧是对称分布的梅兰竹菊等圆形刻花。
公园的中轴线上耸立着左公的花岗岩石雕像,高11.1米、重约260吨,左公衣角翻飞,甚是潇洒,他一手持卷一手握拳,目望远方,神情坚定。石雕像远观已是高大,近看更显伟岸,仰头都只能窥见左公一角。底座的石壁侧面刻着左公收复新疆图,底座的后面则是左公的生平简介。
再往前走是天然正气广场,一块泛黄的白石竖在石阶之上,背面刻着湘阴诗人彭崇谷所撰的《左宗棠赋》,细读之,既为诗人通篇文采所动,又为左公一生功业所倾。当然,白石周侧的四根冲天石柱也十分瞩目,每柱高约20米,顶部各书一字,分别是“天”、“然”、“正”、“气”,恰好应了这个广场的名字,柱上雕有字画,字多是左公名言,画多是左公生平事迹,两者相谐,很是庄严。
文化园东侧建有左宗棠纪念馆。纪念馆介绍了左公的祖籍、家境、生平、功绩,尤其是浓墨重彩地详尽介绍了左宗棠收复新疆前主办洋务,铸造西式枪炮,装备军队史料;坚持塞防论,与李鸿章海防论的激烈争论;左宗棠与沙俄直接支持下的阿古柏交战,收复新疆的过程;左宗棠一路西征,在西北留下的佳话。仔细地观看学习,我对左公的家国情怀、民本信念、担当品格、清廉操守、图强壮志和民族气概的认识不断全面、具体和深入。
左宗棠脾气急躁,个性突出。他非常崇尚庄子的道家思想——真实、自由、自然,始终葆有自己的真性情。他就是那个时代的真人一个。对他看不起的人,他一贯“对人不对事”,从不给好脸色。即使对曾国藩、李鸿章这样的国之重臣,他看不惯就上奏骂之。这种性格让他得罪人无数,成为晚清官场的异类。早年不断被弹劾,即使后来入军机,也是如此。恭亲王的心腹宝鋆竟然大骂他“一团茅草”。但是,曾国藩李鸿章等做的洋务事业,如果他认为必要,也会大力支持,并非一味反对。当然,对他看得上的人,他则发自内心地表扬,而且表扬功力超一流,他对林则徐佩服得五体投地,称之为“天人”,他写迎接陶澍归乡的对联,气魄格局超一流。
左宗棠是洋务派中最坚决主张自主核心技术的,1866年他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关于轮船的信:“借不如雇,雇不如买,买不如自造。”和李鸿章的观点针锋相对,可谓开启了对外两条路线斗争的先声。
1865年至1874年,新疆已经脱离控制十年,阿古柏白彦虎占领南北疆,沙俄占领伊犁,东南的台湾也受到日本的侵犯,当时的清廷同时面对来自西北和东南的压力,可以说压力巨大,腹背受敌,由此清廷产生了“海防”和“塞防”的争论。
主张优先海防的李鸿章一派认为,必须把优势资源投给海防,也就是给北洋和南洋建设水师,确保大清东南海域安定。他主张放弃新疆,其理由是:新疆各城,乾隆年间始归版图,无论开辟之难,即无事时,岁需兵费三百余万,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危,己为不值。当时清廷不少官员支持李鸿章的看法,认为可以丢弃新疆力保东南。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表示:“新疆不复,于肢体元气无伤,海疆不复则心腹大患愈棘”。
面对李鸿章和海防派的论点,当时的陕甘总督左宗棠直接反对,在《筹议海防》中认为“维时事之宜筹,谟谋之宜定者,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决不能扶起东边倒却西边”,主张在海防的同时不可忽视西北之危局,将收复新疆同海防建设并重,不可厚此薄彼。并且,左宗棠上《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中认为“是停兵节晌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所妨”,左宗棠认为新疆绝不可失,否则蒙古、西藏有分崩离析的危险。
最终是军机大臣文祥的表态让慈禧下了最后决心:今则内外蒙古皆臣仆,倘西寇数年不剿,养成强大,无论坏关而入陕甘,内地皆震,即窜入北路,蒙古诸部落即将扣关内徙,则京师之肩背坏,彼时海防益急,两面受敌,何以御之?慈禧这才意识到丢弃新疆的后果以及由此产生的责任,终于下了出兵的命令。
1875左宗棠率军出关,西征新疆,他的亲人朋友“人人皆为公危”,大多数人并不认为他能成功。他的政敌李鸿章更是说“岂料新疆必可复耶?复之必可守耶?此何异盲人坐屋内说瞎话。”不止李鸿章反对,连他的旧友沈葆桢也反对,曾纪泽、郭嵩焘也颇持异议。
确实,此时的左宗棠已功成名就,封了爵位当了总督,是仅次于曾国藩的一流名臣。按照中国传统的见好就收急流勇退哲学,他完全没有必要孤臣西征。但倔得像一头牛的左宗棠,固执地要去。收复新疆之难,还不仅在于用兵财政,在于国际国内形势都太过凶险复杂,国际有英俄插手干涉,国内有李鸿章海防派的掣肘牵制。然而,他早已将个人安危生死置之度外,纵然是万丈深渊,也百折不回,宁愿抬棺出征,战死疆场。一个人一旦将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连在一起,他就荣辱皆忘,名利皆忘,他的人格就伟大了。
为了打仗,他一力担保借洋债,收复新疆花了五千多万两军费,五分之一多是高息借来的外债,光还利息就赶上借款的一半了。即使最后新疆收复,还有很多清高的士大夫骂他,他都一力承受了。他驱除外寇捍卫领土完整,挽狂澜于既倒;他铁骨铮铮,坚定维护国家与民族的尊严。为的是“留点福泽与子孙,留点榜样在人世耳”。
左宗棠颇有先见之明,在收复失地过程中,设立善后局和分局,重建地方秩序,医治战争创伤,发展生产,恢复经济。各地善后局在安置难民、招民垦荒时,一方面招抚当地流散人员,给予土地耕种,另一方面招募内地人民,收留清军中老弱士卒,鼓励地方军队中有妻室者解甲归田。务农人员的增加和内地先进农业技术的传播,给新疆各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带来了活力。
大规模发展生产,必须全面整治水利。左宗棠始终把“兴修水利以除民患”,列入“最为切要之务”。新疆各地全面整修旧有渠道灌溉系统,清理淤毁河道,同时还兴建了不少新的水利工程。
荒地开垦为良田,戈壁变成了绿洲,新疆各族人民过上了安居乐业的太平生活。这些举措为稳定局势、恢复经济发挥了作用。但这毕竟是临时性和局部性的成果。要在各地实施行政管理职能,建立有效的统治,就必须对新疆前景做出通盘筹划。为此,左宗棠提出在新疆建立行省制度的主张,得到了清朝政府的批准。1884年11月16日,新疆省正式建立,左宗棠功不可没。
除收复新疆之外,左宗棠在其它诸多方面也功绩卓著。1866年,他创办福州船政局,成为中国第一个新式造船厂。还开设船政学堂,为中国培养了一批现代造船技术和海军人才。福州船政局成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近代舰船工业基地、近代海军教育基地、近代舰队编练基地,是我国近代海军的摇篮。在收复新疆之前,他在兰州创办甘肃机器制造局(即兰州制造局),成为中国近代纺织工业的鼻祖。与此同时,他推动甘肃省与陕西省分闱乡试、分设学政,以免甘肃考生赴陕乡试之苦;他还推动西北茶政改革。这些运作使得陕甘地区有了工业基础,为中国西北的近代化做出了很大贡献。
心忧天下为己任,敢为人先建功业。左宗棠的一生轰轰烈烈,战功、治功、事功、德功、文功“五功”超群,功勋卓著,功绩堪比卫青、霍去病,是名副其实的民族大英雄。如果没有左宗棠,我们将失去六分之一的国土,甚至陕甘青宁藏未必能像今天这样安然无恙。难怪梁启超称其为“五百年来第一伟人”,2000年《世界周刊》评其为“世界千年智慧名人”。
仔细分析支撑他奋力前行的因素,我觉得心忧天下的情怀、坦荡开诚的胸襟、挺身任事的担当、敢为人先的胆识、经世致用的智慧、坚忍不拔的意志、清正廉洁的精神,这些湖湘文人的风骨统一作用于为国立昆仑的左宗棠,才使他点燃一身正气作为火把,在浑浊的时代照亮自己,也温暖了神州,让他身上体现出来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永远彪炳史册。左宗棠,这个狼性将才,难凉热血的真英雄,豪迈沉毅,智勇双全,将别样的国家脊梁、民族脊梁演绎到极致,以豪迈之情、纯粹之心成为了一代国家之光、民族之光。我为中国有这样的钢铁硬汉感到骄傲,更希望中华民族多些像他一样的血性纯爷们!
【作者简介】
张泽新,湖北省作协会员,仙桃市作协副主席兼党支部副书记,仙桃市孔子研究会副会长。出版有《一代人杰张难先》《说痴道怪》《沔水廉思录》等著述七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