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虎山不会忘记
——父辈们和“邵大娘”的那些往事
王玉华
我父亲王光明,1911年正月23日出生,1977年4月去世。
父亲小时跟随我本家爷爷王荣经(字洛东)读私塾。王荣经爷爷是晚清秀才,在马棚开办私塾教学期间弟子众多,社会威望极高,所教学生社会各个阶层皆有。
1914年(民国三年),有人密告淄西农民私垦山地不交赋税。
新任县知事叶锡年以“丈量无粮黑地”为名设局认捐,准备对淄西南石口峪、黄家峪、马棚一带山区新垦荒地征收赋税, 叶锡年欲派人四处私查丈量农民开垦荒地情况,逼迫农民纳税。
得知消息后,王荣经爷爷与名望极高的南石口峪(现岭子镇)私塾先生赵承祥(赵子忠的父亲)、黄家峪的黄凤岗等人前去淄川县府申辩阻止无效,随即商议联合周围村庄群众去淄川进城抗议。
赵承祥为淄川名人,家中当时有土地30大亩(合市亩90亩),生活富裕。光绪年间,赵承祥曾到县城拜知县李春的幕宾为师熟读四书五经,回乡后在离家10多里的梁家店(今岭子镇下店村)教书多年,后回村利用自家房舍办起私塾,免费收纳附近20多名学童人塾就学。赵承祥的儿媳是马棚王家人,故赵家与王家也是亲家,二人决定冒着杀头的危险组织抗税活动。
经过周密部署和充分发动,共组织了周围51个村庄3千多人。名单确定后,各村分组分头行动,组成分队。一切准备就绪,王荣经爷爷与赵承祥、黄凤岗最后确定7月28为举事时间,严格要求以村为单位秘密分头组织带领农民抗捐队伍,以举草为号(捆成把的黄背草)从各村出发到淄川城集结。
1914年7月28日,农历六月初六,我爷爷王荣珍也抱着父亲去参与抗议活动。
队伍到了滴水泉村,我大姑父王总长等人也率领村民参加抗税活动。李云英(邵大娘)要求参加,我大姑父说:“一个女孩子还是不出头露面的好,”李云英坚决要求参加,毅然决然跟随抗税队伍一起步行去淄川城进行示威抗议。
马棚“邵大娘”李云英
面对城下群情激奋的抗议民众,县知事叶锡年惶恐不已、紧闭城门,到城门楼上与抗议民众对话,最后宣布举报不实,取消清查,无奈之下只好放弃对新垦荒地征税,山区人民的抗税斗争获得了胜利,李云英也为此自豪不已。
《淄博市志.大事记》中记述“七月二十八日,淄川西部山区马棚一带偕五十一村民众进城抗议官府增加山田税获胜。”后民间有艺人作成词曲并在街头巷尾加以传唱。
1916年,邵大娘李云英嫁给马棚邵永年为妻,正式成为马棚人。26年,我父亲王光铭随二伯父王光钿先后到磁村、王村、周村开布庄做生意。
1937年“七七事变”后,我党在长山、周村等地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父亲思想受到革命影响。迫于战乱局势,年底父亲回到马棚务农。
1937年12月26日,我党举行黑铁山抗日武装起义,1938年4月,洪涛司令率领徂徕山起义部队来到马棚,随后廖容标司令也带领部队进驻马棚,司令部设在父亲的姑父张凯先家中。
张凯先是县参议员、开明地主,拥护抗日,与王荣经爷爷等叫我父亲一起接待部队并搞好后勤供应。为了建立根据地打基础,部队领导征询村里人员构成和地理情况进行摸底,我父亲在廖容标司令的引导下参加了“青抗先”组织,并把“邵大娘”(李云英)家里的情况重点介绍给组织。
“邵大娘”的家住村南头,西边紧挨卧虎山。我们家住村中间,西邻是王荣经爷爷的院子,穿过院子可直通卧虎山。张凯先的家正好处在通往村南、村北、卧虎山的三岔路口上。三个地方都处在交通关口和紧连卧虎山的通道上。多方考察后,廖容标司令决定把“邵大娘”的家定为秘密联络点。
后来,在晏兴堂局长的介绍下,父亲王光铭加入了党组织,并在晏兴堂局长的支持下改名为“王光明,”成为村党组织的第一任负责人。
随后,县里在山王庄、岳峪等村开展工作,在父亲的影响下,岳峪村的两个舅舅程圣汉、程圣江也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三姨也成了村里的妇救会长。
1938年6月2日,“黄家峪惨案”发生,激起村民义愤。
“黄家峪惨案”的发生、日寇在马棚烧杀抢掠的暴行,更使马棚人民彻底认清了日本人“大东亚共荣圈”的真相,也亲身感受到了共产党、八路军的亲情。村里的青年人纷纷向共产党靠拢,我家一墙之隔的南邻居16岁的王荣苏要求积极参加革命。王荣苏的亲哥哥在磁村开有油坊、布庄,人品好,社会交往广泛,和我父亲关系亲密,为了便于我党开展工作,经党组织考察培养后,王荣苏政治上成长很快并且加入了党的组织。
1941年初,晏兴堂局长找我父亲谈话,让父亲去鲁南抗日军政学校培训学习,把组织工作交给王荣苏负责。
父亲的青年照
父亲交待完工作即将动身前往抗日军政学校时,山王庄一带传来信息,敌人已经在通往泰莱方向的地方布置埋伏陷阱将我父亲逮捕。父亲接到信后立马动身从东山方向转道昆仑和博山,因去鲁南受阻,与党组织失去联系。
后来,马棚党组织被叛徒告密遭到破坏,晏兴堂局长负责调查锄奸,但千方百计调查也没有查出谁是叛徒内奸。
没有了地下党组织的支持,邵大娘生活工作的处境更加艰难。有人在北岭的山上捡到了刻有中共马棚村党支部的印章,晏兴堂局长的调查犹如进了迷魂阵,直到抗战胜利,也没有调查出结果。
1943年,日寇在马棚烧杀抢掠时,在汉奸的带领下抓捕王荣经,逼迫他召集自己的学生为“大东亚共荣圈”效劳,王荣经坚决不从,被日本人架起扔到河里,自此,王荣经伤重一病不起,不久去逝。
1945年初,晏兴堂局长被派往鲁中区党校学习,由于单线联系,父亲回到马棚后,虽仍然参加群众宣传组织活动,但不再受到重用。1947年,晏兴堂局长再度去省党校学习,加之那时严厉执行“一切权力归农协”的政策,邵大娘受到惨害致死,父亲只能仰天长叹,父亲劝说别人时,有人说:“同情李云英与女恶霸同罪!”我父母说“李云英死的真冤,老天爷啥时候才睁眼啊!”
1948年,晏兴堂县长忙于组织支援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随后南下开展新的解放区工作,自此离开了淄博。
1966年“运动”开始了,邵奉昌家成了恶霸家庭,我父亲和王荣苏突然间也成了“历史反革命,”戴高帽挨斗,在村里游行,天天扫大街,子女也成了“黑五类。”
历史给人们开了一个用血泪写成的玩笑,真正为党和国家献出生命、奉献一生的共产党员却成了专政的对象。我母亲和王荣苏的妻子常年以泪洗面,长吁短叹。“邵大娘”和王光明、王荣苏的子女都成了人人瞧不起的下等人。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历史的车轮转动到了1977年,人们总算盼来了党的好政策,受到不公正历史对待的千千万万个家庭子女有了抬头做人的机会,也和其他人一样以平等的身份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刘般伸,特型演员,著名书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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