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新诗到底怎么啦
文∕韩静波
拙文“新诗到底怎么啦”发表后引起较大的反响,也在诗歌圈引起一定的共鸣效应。只是我细细想来尚有意犹未尽之感,所以再次提笔作些补充吧!
前文曾经说到,现代新诗这几年在数量上可以说是前所未有之多,但是脍炙人口的作品却少而又少,这其实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无非有这样几种。
现在网络文学平台多如牛毛,只要向腾讯公司申请一个公众号,取个名号,申请人自己就是总编,拉二三个人就是一个编辑部。有的冠上一些名人做顾问,其实是顾而不问,只是扯上一张大旗而已。而且大多数的总编没有接受过文学上的系统教育,只是写过几首诗罢了,而且也没有编辑的经历。写诗时间不长的人是不明就里的,自然会有人投稿,编辑部是有稿就发,质量的把关不重要。还有就是:我是总编我发其它编辑部的稿,你自然投桃报李,你发我的稿,就是所谓的“人情稿”,他们的要求很简单,只要见诸平台就好,再拉些人来做“粉丝”,说说好话捧捧场。这种情况下当然很难出现好的稿子。这些人自己水平有限,希望他们指点和提携年轻人,简直是黄粱美梦!当然也有不少的编辑部经过几年的历练,越来越成熟了,稿子的质量逐渐有所提高,只要他们不固步自封,不搞小圈子,相信以后会更好。
还有就是文人相轻情况严重,举个例子:有个叫左龙右虎文学交流群,名字够吓唬人的吧,群主网名就是左龙右虎,大名叫胡金全,头戴十几个光环,在群里称主席,采取的是封建帝王式管理,群成员就是臣民,可以随意指责或者移出。左有龙,右有虎,真的高高在上,而且全然不把其他平台放在眼里,公开说城市头条的阅读量是虚的,都是水。其实他自己手里的几个平台发表的作品阅读量寥寥无几,妒忌心促使他抬高自己,贬低其他平台。真的狂妄之极!这种情况在其他平台也有,只是“龙虎先生”最具典型了。这种文人相轻的情况严重阻碍了新诗的健康发展,对年轻的写作者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再就是有的平台自己组织诗社,这是个好现象。诗社是成员相互学习相互提高的组织。中国历史上以曹操、曹丕和曹植为首的“建安七子”就是诗社的雏形,以文会友,而且确实也出了一些好作品。长期的封建社会,诗人们分散在各地,当时交通不便,能这样结社的机会不多。直到新文化运动时期,诗社出现了一次高潮,极大地推动了现代新诗的发展。如:创造社,1921年6月由留学日本归来的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湖畔诗社是1922年3月在浙江杭州成立的,成员为冯雪峰、应修人、潘谟华、汪静之4人。稍后,有魏金枝、谢旦如(澹如)、楼建南(适夷)等人加入。而新月社则于1923年成立于北京,是五四以来最大的以探索新诗理论与新诗创作为主的文学社团。该社在1927年春迁往上海,主要成员有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还有语丝社,以《语丝》周刊为依托,围绕着鲁迅和周作人,在“语丝社”的旗号下聚集了一批颇有名声的作家和学者,其中既有“五四”时期的文坛老将,亦有二十年代中期于文坛崭露头角的青年作者。这些诗社大多数没有固定的组织和章程,只是一种友好的结合。虽然诗观有时不同,但是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心态,求大同,存小异,把新诗推向一个崭新的高度。其实他们最大的功绩在于,用自己深厚的文学功底,给年轻人以指点,有的亲自给年轻人改稿,培养出一大批卓有成绩的新诗作者。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诗社,都有自己的杂志,一般以诗社命名。办杂志的经费都是用自己工资和积蓄,或者利用家里的资助。虽然都是亏本的,但是为了文学事业,为了新诗发展和提携年轻人,他们都不遗余力。这是一批令人敬佩的作家诗人!看看现在某些个文学公众平台,真的令人汗颜。好多平台以盈利为目的,读者的打赏是一笔固定的收入,当然数目大的会与作者分成,但大多数还是进了平台的腰包;有的平台借诗歌大赛的名义,干脆说明打赏多少钱才能入围;再有就是赛后出版合集,说是众筹,按页面多少要求入书者购买相应数量的书。书里你的作品占一个页面买三本,二个页面买六本。真的是生财有道啊!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公众平台成了敛财的工具,难以出现真正的好诗就成了很正常的事了。
为数不少的文学公众平台被严重异化!所以表面上看来现代新诗搞得轰轰烈烈,实际上真正把新诗作为一项严肃事业对待的人寥寥无几,认真钻研理论,辛勤刻苦写作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了!
文学是神圣的,文学事业的发展要依靠文学爱好者共同去推动!文学公众平台亟需整顿,但是,由谁来整顿,怎么整顿,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像“哥德巴赫猜想”一样的难题。
作者注:本文对事不对人,请看到此文的人不要对号入座。